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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訓練不僅培養了他的自律意識，更在潛意識中強化了對系統性思維的追求——這恰是計算機系統結構研究的核心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繁昌一中在1980年代初期已開設基礎計算機課程。盡管當時的教學設備僅有幾臺Apple II，但這種超前布局讓孫凝暉接觸到二進制代碼的魅力。

  這種早期啟蒙在他心中埋下了對計算機科學的種子，而縣域教育資源的相對匱乏反而激發了他“從有限條件中創造無限可能”的創新意識。

  繁昌地處皖南，徽商文化的“賈而好儒”傳統深刻影響著當地社會。

  孫凝暉的家族雖未直接從事商業，但徽商“重教興學”的價值觀滲透在家庭教育中。

  他的父親是基層技術員，母親是小學教師，這種家庭環境既賦予他對技術的天然親近，又培養了他對知識傳播的責任感。

  這種雙重基因在他后來推動“曙光”系列超級計算機國產化時體現得淋漓盡致——既要突破技術壁壘，又要讓科技成果惠及民生。

  此外，繁昌作為新四軍活動區域，紅色文化中“自力更生”的精神也融入他的科研理念。

  在“曙光”系列研發中，面對國外技術封鎖，他提出“機群架構”的創新路徑，正是對這種精神的當代詮釋。這種文化基因使他在科研中始終保持著強烈的使命感，將個人事業與國家需求緊密結合。

  80年代，中國掀起“科學的春天”，但科技資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

  孫凝暉作為縣域學子，通過高考進入北大計算機系，本身就是一次階層跨越。

  這種經歷讓他對“科技平權”有深刻理解，在后來推動高性能計算機普及過程中，他特別強調“讓超級計算機走出實驗室，服務中小企業”。

  更重要的是，繁昌作為工業縣的發展歷程，讓他深刻理解科技與產業的關系。

  80年代，繁昌依托礦產資源發展工業，這種“資源驅動型”經濟模式的局限性，促使他思考“如何用科技賦能傳統產業”。

  這種思考直接體現在“曙光”系列在石油勘探、氣象預報等領域的應用——通過超級計算提升傳統行業效率，實現技術普惠。

  縣域環境的相對封閉，反而培養了他“以小見大”的思維方式。

  在繁昌一中時，他通過閱讀《科學美國人》等刊物了解國際科技動態，這種“從邊緣看中心”的視角，使他在后來的科研中總能跳出常規框架。

  例如，在高性能計算領域，當國際主流聚焦于單核性能提升時，他敏銳地轉向分布式計算，這種差異化競爭策略正是縣域視角下的突圍智慧。

  此外，繁昌的山水格局也塑造了他的科研風格。

  長江的奔涌不息讓他領悟到“持續迭代”的重要性，而皖南丘陵的迂回曲折則教會他“在復雜系統中尋找最優路徑”。

  這種思維方式在“曙光”系列的架構設計中得到充分體現——通過多層次并行計算，實現性能與能耗的平衡。

  繁昌雖為小縣，但歷史上不乏科技先驅。

  北宋科學家沈括曾在附近考察地質，其《夢溪筆談》中的實證精神，與孫凝暉的科研理念一脈相承。

  這種歷史傳承讓他在科研中始終保持著對“經世致用”的追求。

  在擔任中科院計算所所長期間，他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正是對這種傳統的當代演繹。

  更值得關注的是，孫凝暉的成長軌跡折射出中國科技發展的縣域貢獻。

  他的成功證明，即使在資源相對匱乏的縣域，通過個人努力與時代機遇的結合，仍能培養出頂尖科技人才。

  這種“縣域突圍”的模式，為中國科技人才培養提供了新的視角——在強調“雙一流”高校的同時，不應忽視基礎教育階段的縣域力量。

  總的來說，孫凝暉院士的案例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地域對人才的影響，并非簡單的資源多寡，而是文化基因、教育質量與時代機遇的共振。繁昌作為普通縣域，通過嚴謹的基礎教育、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敏銳的時代感知，孕育出頂尖科學家，這本身就是對“教育公平”的最佳詮釋。

  在當前“鄉村振興”與“科技自立自強”的雙重戰略下，這種縣域經驗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如何將地域文化資源轉化為科技創新動力，或許是破解人才結構性矛盾的關鍵所在。

  院士求學、從業之路

  1985年9月，孫凝暉就讀于北京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大學本科，1989年7月畢業并獲得學士學位。

  1989年9月，孫凝暉就讀于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碩士研究生，1992年7月畢業并獲得碩士學位。

  1995年9月，孫凝暉就讀于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博士研究生，1999年7月畢業并獲得博士學位。

  1997年7月起，孫凝暉先后擔任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智能中心研發部副主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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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3月起，孫凝暉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工作，先后擔任高性能計算機室主任、系統結構重點實驗室主任、系統結構研究部主任、所長助理、常務副所長，計算機系統結構重點實驗室主任、系統結構研究部主任、所長（任期5年）。

  2019年11月，孫凝暉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2020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