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日子里，郭康雖然依舊很忙，但反而不用動太多腦筋了。公主的大婚復雜而冗長，但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各種社交活動，儀式本身反而沒有太多東西。

  負責禮儀安排的彼得神父，教郭康各種流程的時候，還專門自嘲過。他說，當年拜上帝教的婚禮，其實只要三個人就行。新郎和新娘彼此宣誓，神父則在旁邊代表天父見證。有些特殊場合，連神父都可以省略，只要兩人互相接受，事后報備一下，就算形成婚姻了。

  這種婚姻方式，很快在羅馬帝國內部擴散開。因為傳統的羅馬婚禮過于繁雜昂貴，普通人根本結不起婚。但在社會大環境下，不出這個錢，雙方家族都會覺得很沒面子。結果，不但底層人結不起婚，連社會中層也因此被迫承受了重擔，平白給婚姻增加了成本。

  所以，拜上帝教提出了這個新思路之后，很多人順水推舟就加入進來。因為接受了天兄的新教義，加入了教會的新組織，也就有理由擺脫之前各種陳規陋俗的束縛了。

  彼得神父說，大家其實都知道，教義能夠這么快地自下而上傳播，和早期教會的這些特征，肯定是有關系的。但是，現在的情況，卻已經改變了。

  雖然教會理論上還在堅持教義，但婚禮儀式依然越來越復雜。入教的上層人士根本不管經書里的教誨，經常互相攀比生活的奢侈，儀式規模越來越大，開銷也越來越驚人。

  到了今天，婚禮的情況，和古羅馬時代，已經沒有什么區別了。雖然名義上是拜上帝教形式的婚姻，但古時候出現的問題，現在也一個不少地重現了。決定婚姻的依然是雙方家族的父親，大家看重的也依然是錢財而非靈魂的契合。修士們自己都沒法解釋，怎么會重復出現這種事情，只能怪罪于世俗欲望的腐化。但他們的呼吁，也總是沒什么效果。

  彼得神父對此很是感慨。早期的教會就是從底層發展起來的，教會的生命力也來自于社會的根部。但現在，教會走上了古代羅馬的老路，也不知道今后會不會有一個新的、來自基層的組織，重復一遍當年的情況，最終像教會取代古羅馬祭司一樣，把教會也取代掉。當然，他們估計也只能壓制一段時間，最后一樣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吧。

  郭康對此也深有感觸。他自己平時天天倡導節儉，也帶頭反對奢侈，但是除了自己，其實也管不到幾個人。社會中的這些狀況，可能確實不是他個人力量能夠改變的。

  而且，這些問題，也不是古羅馬的個例。那個時候的漢朝，同樣在面對相似的情況。

  兩漢時期，隨著國家強盛，經濟發展，從上層到民間，都開始崇尚奢侈。貴人結婚，聘禮多至巨萬，其他人也爭相效仿。時人描述說，富人為此爭相攀比，窮人則恥于不如別人，結果“富者空減，貧者稱貸”，已經影響到了眾多家庭的正常發展。

  而從結果看，能借到錢結婚的人，可能都不算真的窮了。當時，郡縣的官吏，都經常有貧困不能結婚的。史書記錄里，甚至有郡里議曹的掾吏，到了五十歲都沒錢結婚的。最后，還是太守和同事們給他湊錢，才給夠了聘禮。

  漢朝的制度，郡里各曹的掾吏，是太守自行任命辟用的，全郡一般也就幾十個編制。其中，議曹負責給太守出謀劃策，也主持官吏開會，并整理大家的意見給太守上報。因此，一般只有親信人員，才安排這類崗位。平時能直接在長官門庭下出入，號稱“門下吏”，地位比普通的列曹掾吏還要高。這樣的人都結不起婚，可見社會上的情況，到了何種程度。

  《地理志》中，許多地方都以結婚成本高昂出名。首都長安“閭里嫁娶，尤尚財貨”，衛地“嫁娶送死過度”，蜀中甚至為了婚姻“傾家竭產”。因為社會大體太平，女子也能主動出擊。史記說，從鄭地到趙地，婦女精心打扮自己，還專門拿著樂器作為裝飾，不遠千里地出行，也不管對方老少，只希望富貴的人接受自己。

  而且，不止是中原故地，連邊疆地區，都迅速沾染了這些習慣。漢代，九真郡地處交趾以南，當地土人十分原始落后，連耕種都不會，要靠打獵來和交趾人交換糧食維生；也沒有穩定的夫妻關系，更別提形成家庭。不過就算這樣，當地人也迅速學會了索要聘禮，也不知道怎么這方面漢化這么快。

  光武帝時，太守任延在九真郡推行教化，教百姓開墾田地，使用農具。還鼓勵他們結為夫妻，組成家庭。結果土人也有不少因為沒錢，交不起聘禮的，太守就帶領各級官員，拿出俸祿幫他們墊付，因此同時娶妻的就有兩千多人。

  土人有了田地和家室，后來又有了孩子，從此安居下來。他們因此對任延十分感激，為他建造生祠，很多人還用他的名字給小孩起名。郡里遇到事情，土人就跑來助戰，還主動幫忙守衛邊關，因此連戍邊的士卒都得以省掉了。

  很可惜的是，這種情況畢竟是個例，大部分地區，官府對這些情況依然無能為力。朝廷里的官員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漢宣帝的時候，諫大夫王吉就上書勸諫過，認為“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可見這種風氣已經影響了國家人口，必須加以干涉。

  漢宣帝本人也下達了命令，規定低級官吏和普通民眾的婚姻開支不得超過上限。但皇帝的干涉，也沒法改變社會風氣，最終依然沒能產生足夠的效果。

  整個兩漢時期，也和羅馬一樣，沒有找到面對這種問題的解決方式。而后世，這些情況也總會反復出現。這根本不是朝廷幾道命令，或者大儒們苦口婆心教育，就能解決的。

  神父們給郭康也不是第一次說這些。他們和郭康比較熟悉，覺得他看問題的視角獨特，而且經常有好辦法，因此總是像期待圣賢指點一樣，希望他能直接給出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但是，郭康畢竟不是真的圣賢。像蒸汽天兄這種工程，無非是因為，未來的人們早已有了成功的經驗，因此他能直接確定正確的方向，帶領大家去努力實現目標。但是，像這些問題，未來的經驗就派不上用場了——因為哪怕幾百年后，情況也沒見有什么本質變化。

  郭康根本沒信心去宣稱，自己那個時代，人們已經成功解決問題了。甚至，連當時社會正在嘗試的這條道路，究竟是不是正確的方向，是不是已經看到了一些成功的跡象，他都不敢斷言。自己都不能說服的狀態下，讓他怎么去說服和帶領其他人啊。

  當然，從長遠看，整個文明其實也有周期性的自我調節。